杨克：跨过最宽的海洋——中国和非洲诗歌的交流与互鉴
跨过最宽的海洋 ——中国和非洲诗歌的交流与互鉴 杨克
我们这一代中国诗人，对非洲并不陌生。 早年读桑戈尔，我第一次感到，非洲不是地图上一块遥远的大陆。那些诗里有鼓点，有黑色的肌肤，有阳光炙烤的大地，也有殖民历史留下的伤痕和一个民族重新确认自己的尊严。后来，我们又陆续读到索因卡、戈迪默、库切等非洲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非洲在文学中一次又一次向我们打开：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他者”，而是无数具体的人、具体的命运和具体的心灵。 几十年前，曼德拉获释的那一天，我就为他写过诗： “真理像洁白的牙齿闪亮， 一头非洲狮走出囚笼。” 那时我还没有踏上非洲大陆，但非洲已经通过诗歌、历史和人的命运，进入了我的精神经验。 去年我真的到了非洲。 我走进过非洲的稀树大草原，看见过辽阔得几乎没有边际的天地，也看见过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动物在那片土地上生息迁徙。面对那样的景象，人会突然感觉自己很小。所谓文明的傲慢、城市的喧嚣，在草原和动物古老的目光面前，都安静下来。 我为非洲写过诗，也曾把一位非洲国家驻广州的总领事写进诗里，那首诗后来发表了。对我来说，非洲慢慢不再只是阅读中的非洲、地理上的非洲，它进入了我的经验，也进入了我的诗歌。 但今天，我更想说一件没有完成的事情。 多年前，我参加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在那里认识了一些非洲诗人。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肤色、历史和语言，但诗歌很快使陌生变得不再陌生。 我很喜欢他们作品中那种野性的、直接的、有冲击力的东西，曾经认真地想把他们介绍到中国，找刊物发表。遗憾的是，当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翻译不够理想，有些词语甚至不能准确传达原诗的意思，这件事情最终没有做成。 这么多年过去，我一直记得这个遗憾。 它让我明白：诗歌跨过海洋并不难，飞机十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跨过大陆也不难，今天的信息一瞬间就可以抵达世界另一端。
真正困难的，是一首诗怎样穿过语言。 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有时候才是最宽的海洋。 后来，我自己的诗，却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了一段意外而持久的旅行。 埃及文学翻译家、汉学家米拉·艾哈迈德长期翻译我的诗。她也翻译过鲁迅、王蒙、毕飞宇、鲁敏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我的《人的记忆并不比鱼更长久》《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等诗，陆续被她译成阿拉伯语，在阿拉伯文学刊物上发表。 2021年，《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由埃及戈拉布出版社出版阿拉伯文版；2025年，我的另一部诗集《饮者留其茗》也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这些诗集曾出现在埃及书展上。卡塔尔驻广州总领事手里，也有我的阿拉伯语诗集。 这对一个用汉语写诗的人来说，是很奇妙的经验。 2019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与梅恩·奥贝阿瑞、巴斯玛·昂索尔、曼苏拉·埃尔丁、穆赫森等阿拉伯和南非作家对话，谈“全球时代的文化自觉与东方想象”。今年，我又参加了中国阿拉伯国际青春诗会。 一次次相遇让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中国与非洲之间，并不是两个互相凝视的抽象文明。 坐在桌子两边的，首先不是“中国”和“非洲”，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 诗歌的交流，最后是人的交流。 我一直觉得，翻译不是把一首诗从一只箱子搬进另一只箱子。真正好的翻译，是让一首诗进入另一种语言以后，重新获得呼吸。 它当然会失去一些东西，同时也可能得到一些东西；有时，译者甚至会让诗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诗。 所以对我来说，一边是当年那些没有完成的非洲诗歌翻译，一边是二十多年来不断发生的、把我的汉语诗带到阿拉伯世界的翻译。 一个遗憾，一个幸运。 它们共同告诉我：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也许不仅是更多诗歌节、更多出版项目，更需要一批真正进入彼此语言、历史、生活和诗歌秘密的人。 海洋并不会真正阻断诗歌，大陆也不会。 需要跨越的，是语言之间的沉默，是文化之间的误解，是我们对另一个世界想象出来的距离。 从桑戈尔的诗，到曼德拉走出囚笼的那一天；从我曾经站立过的非洲草原，到麦德林相遇的非洲诗人，再到开罗出版的阿拉伯文诗集——多年以后我越来越相信：我们真正要跨越的，是人与人之间那段最遥远、也最值得抵达的距离。
杨克，诗人，编审，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研究员。曾获剑桥徐志摩银柳叶诗歌奖、“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第三代诗人杰出贡献奖”、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等。
供图供稿：原作者 | 图文编辑：牧 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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