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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访谈录 | 刘川:揭示诗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2022-12-5 19:09| 发布者: zhwyw| 查看: 41475| 评论: 0|原作者: 雷默 刘川|来自: 诗赏读



   雷默,原名裴其明,1963年生于江苏海安,现居南京。20世纪90年初提出“新禅诗”概念,并进行写作实践。著有《新禅诗:东壁打西壁》《雷默新禅诗精选》,作品在国内外多种文学杂志刊发,并收入多种诗歌选本。

 

   刘川,1975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诗潮》杂志主编。出版诗集《刘川诗选》《拯救火车》《大街上》等多部,曾获徐志摩诗歌奖、人民文学奖、辽宁文学奖、中国当代诗歌奖、新世纪中国诗歌十大名作奖等。现居沈阳。

刘川:揭示诗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雷默:你曾经说,最初写诗是是因为内心的自卑,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当时的自卑来自何处?时隔多年,你的生活、社会角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自卑感还存在么?

   刘川: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贫农之家,以及长久在家长式粗暴的中国教育体制内,任何与个人有关的资源与权利都是被寄管、甚至被剥夺的,我幼小的心灵当中,唯一可以获取的自由,就是虚构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和人的关系不再紧张对峙,而写诗,正好解决了这样一个现实窘境。那时,我15岁。若干年后,我写了一首诗来讽喻中国教育,《中国肖像:传统教育一瞥》:一头牛/从小/长到大/被皮鞭打//老了/被宰了/剥下/满是鞭痕的皮//又做出/万千条皮鞭/去打/小牛。

   诗歌写作是很好的再教育,让人性丰满起来。也许我不合群的写作更有价值——发现真实觉醒的自我。但在诗的自主语境里,我不是逃避或匿藏,而是积极地揭示现实的那些荒谬。

   雷默:悲悯情怀几乎是所有好诗人共有的,你的诗虽然没有直接去表达悲哀,但我从你尖锐的批判背后看到了悲悯,悲哀是否源于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几年前你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是否也是理想主义者?

   刘川:中国诗坛这个超级市场里,大量的诗歌产品是“审美”的,它们被当作情调生活中的一束插花、当作怀旧生活中的一枚老像章,它们的特征是,不参与、干涉今天的现实,只用来象征着美好、纯洁、高雅。它们心甘情愿地被长久把玩、品鉴、研究与收藏,以获得所谓的“传世”与“不朽”。而我看见了最真实的苦难——那不仅仅是依旧有大批的人在艰难生存与挣扎,还有我们全部人的当下处境——越来越失去信仰、信念,麻木、僵硬、自私、唯利是图。我要求自己至少有这样的能力:离开“审美”,摆脱修辞术的紧箍咒,趋向于“审丑”,正确认识“丑陋”,批判、反省、祛魅。

   唯有悲悯,对人彻底无私的关怀,能够让我有恒久的力量,勇敢直面人生,不再依附甜腻腻的修辞美学,不在“文本”与“经典”的虚拟神话里耗费光阴。

   如您所见,现实与理想的距离,那是我诗歌里一个紧张的区域。我永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人类沉醉于自己制造出来的物质迷宫,还把束缚自己的制度陷阱当成皈依的家园,越来越活在经验碎片里,丢失思考而选择肤浅的体表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消失,逐渐变成消解真理、贩卖逻辑的理论特权者,用以引导思考的学术理性,充当了大工业主义的推销手段。在这个角度上,我是悲观的,我一意孤行,我的理想渺茫而孤单。

   雷默:上世纪60、70年代的诗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出生于农村,他们通过考学最终来到了城市。从最初对城市的向往,到对城市的厌倦,再到对农村的怀念,大部分诗人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你如何来描述你出生的地方?它对你的人生以及诗歌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沈阳这样一个你生存的城市,你有什么独特的感受?

   刘川:我最初对城市的强烈向往,是完全把城市当成了一种高度的人类文明。后来才发现大都市对人性的异化,尤其高度的水泥硅酸盐覆盖、绿色被驱逐、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生存竞争加剧,行走和居住的空间甚至按照“万元/平方米”来计算,也就是说,城市开始背离文明,不再是家园了。我不反对用现代化提升国民福祉,但我提醒那些庞大的政策操盘手,永远不要背离“以人为本”来推进城市化进程。

   除去感恩的部分,我不得不真实地形容我出生的乡村:愚昧。而我目前居住的都市,和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缺少了一些人性的质感,冰冷的工业秩序和坚硬的商业语法,使生活失去美感。守望相助、敬老携少、诚实守信等等品质,成了我们古老的乡愁。

   雷默:读了你的不少诗之后,我很难把你与国内的荒诞诗派相联系,我倒是看到了某些贝凯特的影子。不是为荒诞而荒诞,而是揭示现实存在的荒诞意义,最终达到更为尖锐的批判。你受到贝凯特的影响么?对你影响的中外作家、诗人有哪些?

   刘川:您的目光很犀利,看出了我的“门道”——表面的“荒诞”不过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揭示现实存在的荒诞意义,最终达到深刻的批判。不过我没有读过贝凯特多少作品。耶胡达·阿米亥、加里·斯奈德等国外诗人都曾影响我。还有中国的寒山、苏轼、大慧宗杲、虚云德清等,写作上也是我的良师。

   雷默:你喜欢读佛教书籍,喜欢听《大悲咒》,再联系到你的诗,让我想起德山宣鉴禅师和临济义玄禅师。你的诗对于这个慌乱的、繁复的、荒诞的世界来说,真的有那么当头一棒、当众喝骂的意味。这是你的诗歌独有的价值,我感觉以往的诗评者对你的评价多少有点敲边鼓的感觉。你自己谈谈呢?

   刘川:说到底,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用诗歌修行的人。或者说,干什么都可以修道,而我恰巧选择了用诗歌来体悟生活、认识自我。大家迷失在自己放大欲望而产生的烦恼里,我希望用诗歌点醒他们。但我反对用宗教自觉来写作,把写作弄成了布道,把文学当成了传播教义的工具。我还是喜欢通过隐喻的言说不断让“意义”回归源头——引大家趋向无染的心性,远离虚幻对我们的伤害。

   至于众多评论者对我的鼓励性、褒奖性的言说,在感佩的同时,我也心怀警惕。我时刻进行着自我批判。当代缺少真正有方向性的大批评家,也缺少能够准确从细部解析诗歌秘密的文本细读者。我忧心忡忡,我的担忧不是对于自己是否可以纳入官方学术评价体系,进而获得体制认证、进入所谓的文学史,而是,因为缺少诚实、科学、准确、有良知的评价,我们的当代诗歌会一直在虚伪的语言逻辑里高速空转,而不会突围出来。这将使诗歌在小众层面维持修辞带来的成就感,维持虚伪的文化精英面孔,而继续与生活拉大距离、继续流失汉语的可贵尊严。

   雷默:伊沙在《新世纪诗典》推荐你的《如果用医院的X光机看这个世界》时,曾善意地提醒你的部分诗“有树干,不长叶子,过于强调创意了”,后来在推荐你《在孤独的大城市看月亮》时,给了你“如今其诗,逐渐血肉丰满、枝繁叶茂起来”的评价。我这两天在读你的诗,也有同感。你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吗?其实,让一首诗从创意灵感到最终完美是每个诗人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川:伊沙的评价是有道理的。我的许多作品强调“idea”,突出体现一次性的创意。但事实上,诗歌也是实实在在、长久锻炼而成就的手艺活。我奉劝年轻的诗人,不要过于依赖“灵感神话”。耐着性子,认真对词语、意象、结构进行推敲,也是对快速生活节奏的有效对抗。诗人要解决的,最终是一首诗的完整性与有效性,我过去的大量作品都处于即时完成,不再修改、保持原生性粗糙状态,现在看来是唐突的。

   雷默:你今年虚岁四十,古人认为是一个“不惑”的年龄。随着人生经历、阅历的丰富,思想的精粹,诗艺的精进,你未来的诗歌之路会有一个怎样的轨迹呢?可以从对诗歌的认识、诗歌的境界、写作风格几个方面给我们做一个探讨。


   刘川:我未来的作品依旧是,写人性,去染污,语言会越来越朴素、简洁、实在,像和自己的妈妈说话一样,不虚伪,不夸张。那样的境界,想一想,都美死了。它几乎不是文学,而是直接交出嘣嘣跳的心。

   雷默:作为一本诗歌杂志的编辑,你为诗歌做出了贡献。如今你是《诗潮》的执行主编,对于这本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诗歌刊物,你有哪些创新的想法?最后,请你以《诗潮》主编的身份,谈一谈当下中国诗歌的现状。

   刘川:对于《诗潮》,我希望它能够深刻、扎实地发挥公共平台作用,将一种健康的风气吹延开来。如果有可能,开展诗歌公益,把《诗潮》办成免费赠阅的DM杂志,送给广大的低收入读者(笑,这个理想更接近于梦想,有愿意参与的就功德无量了,比设立噱头庞大的诗歌大奖有意义)。

   上面似乎说了中国诗歌许多“坏话”,事实上,近年中国诗歌有所改观,比如:网络的出现,诗歌作为很多诗人的数字生活就开始了——在网络上写诗。这给文学期刊的体制审查、名家的发表垄断以沉痛打击。更多人愿意用诗歌来对社会问题“吐槽”,也是学习说话的一个开始,过去很多年里,我们中国人基本是失语的,套话、假话、公共腔调,言不及义,而今我们要逐渐在个性化的、自主的数字空间里(论坛、博客、微博)说人话了,诗歌在慢慢从云端回到地面,在公众里发酵,起作用。另外还有,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消费本质,也刺激了诗歌说人话,丰富了诗歌的手段与内涵,高高在上的诗歌终于有了娱乐化的味道、接近了生活,不再教父般板着脸孔。我从来都认为诗歌是高尚的,但具备当代性的种种特征,这是没有问题的。

   总体来看,中国诗歌不会出现大的主流、产生对社会重大的影响,它只会继续个人化,在亚文化的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内部分流。也许遥远未来某一天,曾作为一个独立文体、一门精英显学的诗歌,回归并消失于我们的生活,那就是“诗歌”的死亡与中国人独立说话能力的重生。我希望那个时候,诗歌是我们口腔里新的舌头。它将说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汉语!

   (原载江南时报,访谈时间:2014年

审核:原作者 | 责任编辑: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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