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关于上海文脉

   上海代表着中国新文艺的半壁江山。人们所叫得出名的文艺门类，在上海都有翘楚级前辈级的代表人物。

   1920年后，上海的文学艺术现象发展迅速。到1930年后，形成了一种黄金时期——新闻、出版、杂志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传统戏剧、话剧（当年曰文明剧），电影业、文学、流行歌曲、中国画及油画诸门类，齐头并进，各竞其长。文学的活跃，不仅表现在原创方面，也表现在翻译方面。电影以插曲的形式促进了流行歌曲的流行，而流行歌曲又带动了广播业、唱片唱机业的兴旺。在文学艺术诸领域，新人辈出，于是催生出了现代广告业。

   所谓“海派”文学艺术现象油然形成。

   而“革命”文学及艺术现象，在此背景下得以趁机聚力，崭露头角，不断扩大生存空间。不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也一度在上海进行得较为顺利，卓有成就。

   以上所有生机盎然的文学艺术现象，组成了当年在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大文化景观，虽色彩缭乱，鱼龙混杂，但总的态势是发展。那一时期，绝大多数之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军人物、文学艺术界代表人物，或移居到了上海，或频频在上海举办活动，在上海的报刊发表各类文章。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北平之文化思想领军人物、文学艺术界代表人物纷纷离开，南下客居上海，于是中国之所谓“京派”文化景观，与“海派”文化景观，在上海形成相当宏大的文化及文学艺术气象。一言以蔽之，当年的上海实际上成了中国之文化及文学艺术的中心。该“中心气象”，在当年，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值得大书特书。

   “海派”也罢，“京派”也罢，乃人以群分而已。“派”与“派”之间，有种种分歧是常事，亦实属必然。总的状态是共存。因为多了另一种存在，便又必然彼此影响，相得益彰，于是共存促进了共荣。翻阅那时的文艺史页，事实证明，不论“海派”还是“京派”，都自然而然地从对方的文艺表现中吸收了营养，取长补短。较分明的是，“海派”文艺市民生活气息浓些，于是大众文艺的特征卓然；“京派”文艺政治思想强些，于是批判性主题突出。共荣使“海派”文艺亦开始重视思想立意了，使“京派”文艺开始贴近大众的接受程度了。所谓“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歧，实际上表现为“左联”文艺家们在兼顾方面遇到了新问题，尚未成熟。而兼顾在柔石身上体现得相当有意识——《二月》和《为奴隶的母亲》之风格迥异，证明了他眼里心中既有受挫的革命者，也有底层之命运悲苦的众生。

   20世纪80年代，我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前辈们，曾陪同西方几国电影家代表团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观看早期中国电影，之后座谈。

   对方们皆惊诧，羡慕而又赞扬地表示——万没想到中国那么早就拍出了那么好的电影！它们是《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马路天使》《大路》《三毛流浪记》等。对于《夜半歌声》这样的类型片，也给出了评价文艺片那种较高的评价。

   而以上电影，皆出自当年的上海电影界。电影虽问世于北京，却成熟于上海。这是当年“左联”电影文艺家们的光荣，委实也是上海的光荣。

   “四一二”白色恐怖事件，亦使上海繁荣的文艺局面遭遇沉重打击。日军对上海的占领，使上海文艺发展的大好局面几近毁灭。中国文艺由是没有了“中心城”，部分大有作为的文艺家转移到了重庆，但重庆也是经常被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的城市，中国优秀的文艺“种子”虽在战火中坚持着自身的作用，但总的局面不及曾经的上海那般蒸蒸日上，乃是不争之事实。

   后来，延安成为中国之革命文艺的摇篮。文艺与革命相结合，是当年国情的必然。

   再后来，新中国成立，北京担起了中国文艺“中心城”的历史担子。

   然而，上海仍代表着中国新文艺的半壁江山。举凡文学、戏剧、电影、绘画、书法、歌唱音乐、舞蹈曲艺——大众的小众的一切人们所叫得出名的文艺门类，在上海都有翘楚级前辈级的代表人物。若缺少了这些人物，对那些文艺门类之成就的总结就会极不全面。而若编写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艺史，竟未浓墨重彩地记载上海曾经的文艺现象，则根本谈不上是史了。

   俱往矣。

   这没什么值得叹息的。

   上海仍在努力加强自己的文艺影响力——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成功创办证明了此点。

   但我觉得，在文艺传承和发展方面，上海仍有些可做之事。

   将纸质的上海文艺史，呈现为立体的，不翻相关的书籍也可使人一见而大致了解的史。即——在某公园建一处上海文艺名家纪念壁。上海是寸土寸金之市，估计连市内公园里也没了那空间；何妨建在市郊的公园内？有此壁的存在，可极大地唤起下几代人的文化自豪感，提升爱市的情怀。中国一市之人的文化自豪感，当然也意味着是全体中国人之文化自豪感的组合部分。而中国人爱一市之情怀，当然也是爱国心的表现。观瞻已成历史文艺人物的纪念，则意味着中国人对文艺之事的重视，对有成就的文艺家的由衷敬意。若果实施，则我又认为，应取特别包容的态度，纵观一位文艺家的一生怎样，而不必过甚计较谁谁一时一事之是非。

   我估计，如此这般的名人壁不论出现于哪一公园，都会使该公园成为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打卡热地。对上海青少年，或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吸引力，从而激发他们对文艺的爱好，于是为上海文艺日后的繁荣发展储备了一批批自发性的“种子”。

   小说家总是爱想象的，这或者是职业毛病。（梁晓声）

来源：新民晚报 | 荐稿编辑：风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