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忆定福庄诗会

        1980年9月20日至27日《诗刊》社举办了一次诗歌理论座谈会，邀请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诗歌理论工作者二十余人与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诗歌理论界在宽松的环境下围绕青年诗人创作的一场认真的对话，一次尖锐而冷静的交锋。这个座谈会在北京东郊定福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招待所举行，后称之为“定福庄诗会”。

定福庄诗会的召开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以迥异于前人的风貌出现在诗坛，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与巨大的争议，一潭池水失去了平静。

▲ 诗人公刘

        1979年10月，在《星星》诗刊的复刊号上，诗人公刘发表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他说：“现今人们纷纷议论，为父母的都不大了解自己的孩子了。是的，我们和青年之间出现了距离。坦白地说，我对他们的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胜骇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得愈多愈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1980年1月《福建文学》发表了厦门青年女工舒婷的《心歌集》五首，引起对舒婷诗歌的激烈论争。《福建文学》从2月号开始设立 “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专栏，围绕舒婷等朦胧诗人的作品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讨论。这场在地方刊物上的讨论，影响波及全国。我在北京为这场讨论所吸引，专门到邮局自费订阅了一份《福建文学》，认真阅读了这些争鸣文章，并写了一篇论文《新诗讨论与诗歌的批评标准》，发表在《福建文学》上。1980年《安徽文学》第1期开辟“原上草”栏目，专门选登当时民办文学刊物的作品，转载了《今天》发表的舒婷、芒克等人的诗，并在“编者按”中指出：目前“在北京以及其它若干城市的高等学校和社会上，都有一些由业余文学爱好者所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并各自团结着一大批年青的作者和读者，发表了不少新颖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虽然还有它幼稚或不成熟的一面，他们的个别美学观点和文学见解，甚至可能难以为我们的一些同志所接受；但更应该看到，他们确实是有朝气的，他们的探索追求精神也往往是我们所欠缺的；他们之中确实有一些很可宝贵的人材，理应成为我们关心、爱护、扶植、帮助并热情与之合作的对象”。1980年4月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在南宁举行，会上围绕年轻诗人一些探索性的诗作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一些恪守传统诗学观念的诗论家，以自己固有的尺度衡量这些新人的诗作，对那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予以尖锐的指责与批评。而另一些较为新潮的诗论家，则以自己的敏感与良知，去大胆肯定、热心扶植艺术上的新生事物。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对诗歌艺术的革新者予以全力的支持，把“朦胧诗”直接与“五四”新诗运动衔接起来，把“朦胧诗”的崛起，看成是对“五四”诗歌传统的一种回归。1980年8月号《诗刊》发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指出有少数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

       正是在这样一个对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不同看法与巨大争议的背景下，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诗刊》要有所表示，有所行动。当时《诗刊》的主编是老诗人严辰，他1941年与艾青一起赴延安。1957年《诗刊》创刊后，曾任《诗刊》副主编，后被下放到黑龙江。“文革”后重返北京，1977年任《诗刊》主编。严辰主持《诗刊》“多次反复申说的一点，就是《诗刊》一要迎接历次运动中被打击迫害的诗人归来，让他们在刊物上亮相；二是要给年轻的‘诗歌种子’创造破土而出的机会，包括把处在‘地下’状态的作者引到‘地上’来。这是严辰重来《诗刊》后形成的坚定想法”。①

        在严辰的主持下，《诗刊》不断地推出新人，1980年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严辰亲自撰文加以推荐：“今天成长起来的新秀，经历了波诡云谲的激变，信赖受到了欺骗，狂热受到了挫折，痛定思痛，爱作冷静的思考，穷究的探索。发而为诗，感情真挚而深沉，意境宽阔而蕴藉；冷静思考常含有哲理，思想解放常笔触锋利。他们摈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因袭、陈腐的渣滓，探索着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② 1980年7月20日至8月21日，《诗刊》社举办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推出了梁小斌、张学梦、叶延滨、舒婷、江河、顾城、徐敬亚、王小妮等17位青年诗人，并在《诗刊》1980年10月号以“青春诗会”为总题发表了他们的诗作。

▲ 诗人、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邵燕祥

        与此同时，《诗刊》已注意到青年诗人的创作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决定召开一个诗歌理论研讨会，把持不同意见的双方找到一起，充分发表意见。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邵燕祥回忆说：《诗刊》在当时“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在实际上首当其冲。但由于内部统一意见需要时间，《诗刊》的动作好像慢了一点。各方都在等着看《诗刊》的态度。谢冕在南宁的发言，大意说，一些年轻诗人新的诗风，是一个‘新的崛起’，对此应采取宽容的态度。我们编辑部的同仁大多都是同意的。正在这时，收到了章明的文章，我们感到正可以此为契机，展开一场讨论。为了使不同意见畅所欲言，要力避一边倒，每一期基本上要做到正反两面旗鼓相当。就按这个原则组稿的。当时吴家瑾跟我一起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她负责组织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研讨会，找了一批谢冕这样的，还有一批如丁力这样的‘反对派’，除了吃饭和睡觉，整天都坐在一起讨论”。③

        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进入诗歌评论领域的。自从1978年3月在《光明日报》发表给陕西青年诗人刘斌所写的诗歌评论之后，我一直关注着年轻人的诗歌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学语文》等报刊上写出《艺术的生命是真实》《让人讲自己的话》《诗中“著我”》《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等文艺随笔，表明了支持青年诗人探索的鲜明立场。根据邵燕祥所说的研讨“要做到正反两面旗鼓相当”的精神，于是我便作为支持“朦胧诗”一方的代表被《诗刊》邀请与会了。

定福庄诗会的对阵双方

        诗歌理论座谈会的地点安排在定福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招待所，恐怕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这是个内部招待所，会议成本比较低。二是1980年的定福庄还是郊区，离市中心比较远，干扰较少，大家可以安心开会。

▲ 文学评论家谢冕

        1980年9月20日我乘公交车到定福庄报到，住一间普通客房，同住的室友是来自广州的诗评家易征。我安顿好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谢冕，因为此前我已读过他的《北京书简》《湖岸诗评》，对他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更是感到深得我心。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道：“到定福庄报到的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他住的房间去拜访他。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诗评家，是那么平易近人，对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坛新兵十分亲切。谢冕住的是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招待所，较为简陋，硬板床，床上铺着条床单，往下搭拉着半截，能看出床下有一双运动鞋。我好奇地问谢冕，开会还带着运动鞋呀。谢冕说，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他每天清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去跑步，大约万米左右，回来后冲冷水浴，天天如此，从不间断。”④ 此后几天，晚饭后我经常与谢冕一起散步，聊会上的话题，也聊他的生活经历与写作习惯。他说由于平时接到的来信比较多，来一封回一封，比较占用时间，因此除特别紧急的来信需要立即回复外，通常都是等他写完一篇文章或完成一项任务后，再集中回复一批来信，这样能节约不少时间。从谢冕安排回信时间这个小窍门，我领悟到做事要考虑到时间成本，巧妙地安排时间就等于给自己争来了更多的时间。

        在定福庄，我还结识了孙绍振与钟文。孙绍振是谢冕北京大学1955级的同学，来自福建师范大学。此前，我已读过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诗与小我》⑤，在这次诗会上，他以敏锐的思维、幽默的风度，充分展示了他的演讲与论辩的才华，成为力挺青年诗人探索的第一辩手。钟文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当时是成都大学的讲师，与《星星》主编陈犀一起来的，我读过他在《星星》上发表的评论。他个子高高的，才华横溢，在会上发言像连珠炮一样，他全力支持青年诗人的态度，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就这样谢冕、孙绍振、 钟文和我，就成了支持青年诗人一方的“同一战壕的战友”。

        另一方，则以丁力为代表。丁力是位老诗人，从1942年起开始诗歌创作，我曾读过他那些带有强烈现实感和民歌风的作品。60年代初，丁力是《诗刊》编辑部主任。那时《诗刊》社参与组织 “星期朗诵会”的活动，有时会给大学生一些赠票。我当时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曾去《诗刊》编辑部领票，是丁力亲手把票交给我的。我与丁力曾有过这样的一面之缘，但真正认识丁力还是在这个会上。丁力在“文革”期间曾下放“五七”干校，回京后，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我对他会上发言的观点不能认同，但我喜欢丁力的性格，待人真诚，直爽开朗，表里如一，有话讲在当面。丁力是《诗探索》副主编，我是《诗探索》总第11期、12期，包括未能出版的第13期的责任编辑，这几期刊物编定后，我都会拿着稿子到他家，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曾不止一次来过我当时住的菜厂胡同7号。我们的诗歌观念不同，依然是很好的朋友。1983年后，丁力患肺癌，我曾到空军466医院去看望他，1993年他逝世后，我到八宝山与他告别，此后我还主持组织了“丁力诗歌创作研讨会”，这是后话了。

        在会上与丁力持相近观点的还有宋垒、尹在勤和李元洛，这三位都是诗评家。宋垒“文革”前是《人民文学》诗歌编辑，1958年“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发生后，围绕新民歌与新诗发展曾有过热烈争论。宋垒站在坚决支持新民歌的一方，而何其芳则被批评为 “轻视”新民歌，何其芳觉得委屈，写文章说自己并没有轻视民歌，还说自己与那些批评他的人对民歌的看法并无分歧。宋垒则写出《分歧在这里》⑥ 一文，针锋相对地批判何其芳。宋垒当年就以民歌维护者的姿态出现，当下他对青年诗人“离经叛道”的作品持批评态度也就很自然了。宋垒“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回京后被安排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定福庄会议期间我曾与他聊天，他说对何其芳的批判，后来上边叫停了，何其芳没受到处理，他却在1958年被下放农村。有意思的是，宋垒在会上对“朦胧诗”持批评态度，但在会下与我聊天时却说，他的孩子在家里都喜欢朦胧诗，与他争论，他也无可奈何。尹在勤来自四川大学，他在“文革”中曾在《诗刊》上发表《试谈抒情诗学习革命样板戏》，提出“样板戏的许多唱段，特别是核心唱段，为我们的抒情诗展示无产阶级的崇高精神境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要很好地学习这些经验，在抒情诗里把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抒得高，抒得深，抒得美，让这种壮美的无产阶级情怀，去强烈地激起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共鸣”。⑦ 1979年尹在勤出版了《新诗漫谈》（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量很大。尹在勤性格内向，在会上发言不多，但他对“朦胧诗”持批判态度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李元洛来自湖南，当时是《湘江文艺》的编辑。他研究诗歌起步很早，6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在《诗刊》上发表了诗歌评论的处女作。改革开放之初，即出版了诗论集《诗歌漫论》（长江文艺出版社），他对中国古代诗歌与诗歌理论有很深的造诣，是位学风严谨的学者，他在会上对朦胧诗持批评态度。80年代他开始接触台湾现代诗，并与台湾诗人余光中等有密切的联系，此后不再介入朦胧诗的论争，而把主要精力投入散文创作及古典诗歌的研究，著有《穿越唐诗宋词》《绝唱千秋》等。

        上述是定福庄诗会上论争双方的主力阵容，另外一些与会者持中立的态度，或是在一个问题上支持一方，在另一个问题上则支持另一方。《诗刊》社的编辑列席了会议，他们是“走读生”，每天从家里赶来听会。只有评论组的朱先树，被安排驻会，全面负责会务工作。

定福庄诗会争论的主要话题

        定福庄诗会由于是诗歌理论界对青年诗人创作产生了巨大分歧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围绕对青年诗人创作的评价就始终是这个诗会的中心话题。谢冕在他的专题发言中指出，以朦胧诗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的写作是不合理时代的合理的产儿，畸形的时代造就了畸形的心理，他们要借助不平常的方式来抒写情怀。这就造成了某种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显得朦胧的诗。这些青年是敏感的，他们是迷惘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觉醒的一代，他们较早地觉察到封建主义的阴魂正附着在社会主义的肌体上，他们最先反对现代迷信，呼唤人的价值的回归。他们的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给人警醒与震动的同时，在艺术方面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有人笼统地把他们的诗斥为“朦胧”“晦涩”，令读者“看不懂”，情况不全是如此。某种欣赏和批评的惰性，使那些过分恋旧的批评家，对艺术的革新者产生了偏见。丁力在发言中则指出，“朦胧诗”这个提法，把问题提轻了。他的提法是“古怪诗”，也就是晦涩诗。这种诗不只朦胧，更是晦涩难懂，体现不了诗歌的作用。有的理论家称赞它是“新的崛起”，是“大潮”，是“方向”，是“主流”，这种提法是不行的。他还认为，一些青年人写了一些古怪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他们一味吹捧，助长他们轻狂和骄傲的“古怪评论”。

        定福庄诗会，与会者的主体是诗歌评论家，那些受到争议的青年诗人都没有到场，却邀请了一位年轻的读者何燕平，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78级学生。她站在为青年诗人说话的立场，指出在新诗的探索中，青年诗人们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充分显示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大胆无畏的独创精神，不瞻前顾后，不怕议论，不怕失败，力图用新的美学观点开辟一条新路，创造出新时代新的美。目前青年诗人的探索是有益的，他们之中一定会涌现出优秀的诗人和诗篇。何燕平的发言代表了当时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读者的声音。

        会上，围绕对青年诗人创作的论争十分激烈，由于会期持续时间较长，从初期对青年诗人带有情绪色彩的争论，逐步深入到诗学理论层面上冷静的思考，提出了有关诗歌创作规律及新诗发展方向的几个有意义的话题。

▲ 诗人丁力

        一是关于诗歌与自我的关系问题。丁力一方针对青年人诗歌创作中出现了“自我”的说法，提出对表现“自我”要具体分析：你的“自我”和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群众同 呼吸，才值得肯定；你的“自我”脱离人民，脱离时代，怎么能称为革命时代的新东西？他们认为，“小我”只是手段，表现“大我”才是目的，要通过“小我”来表现“大我”。谢冕一方认为，青年诗人呼吁人的自尊与自爱，召唤人的价值的复归，力图恢复自我在诗中的地位，让个性回到了诗中，正是张扬了五四新诗革命的精神。把“自我”划分为“大我”与“小我”，认为“大我”是阶级的、人民的、时代的代表；“小我”只是诗人个人的化身，在诗歌中只能表现“大我”，“小我”则是应该抛弃的，这种简单化的理论，过分崇拜一般和本质，对于特殊和个别采取蔑视态度，为诗歌创作中的概念化、雷同化种下了种子。

        二是关于外国诗歌影响问题。丁力一方认为学习外国诗，不能全盘照搬，主要是学习19世纪或以前的一些优秀作品中的民主性精华。但朦胧诗、古怪诗吸收的是外国现代主义诗歌中象征、隐喻、玄想等东西，以晦涩难懂为其总特征，追求多层折射，诗的形象模糊不清，意境支离破碎，想象、联想无端跳跃，这种奇诡怪诞到使人无法理解的艺术追求，是无法唱出亿万人民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声的。谢冕一方认为新诗的前驱从郭沫若、闻一多到艾青，无不是善于吸收外国诗歌的长处来建构自己的诗歌美学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上还是有许多可取的东西，我们不能再沿袭旧观点，把它们斥为政治上是反动的，思想上是颓废的，艺术上是堕落的。青年一代诗人，勇敢地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手法，剔除其神秘主义的色彩，摒弃其玩弄形式的成分，倾向于探讨一种使生活的真实发生某种变幻的艺术的真实，这是主观色彩很浓的一种真实，是值得肯定的。

        三是关于新诗发展道路问题。丁力一方认为，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不要传统，或者说轻视传统，否定十七年和前三十年，反对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而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才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新诗的发展，总的说来没有脱离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中间虽有曲折，如脱离群众和欧化倾向，但很快被克服，除去十年浩劫外，新诗发展的路子总的说来是越走越宽。谢冕一方认为，我们的新诗60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30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50年代有过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新诗学习外国诗的问题。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铁律，依然把诗歌创作与诗歌研究束缚得紧紧的，政治运动不断，使人们不敢讲真话，发展到后来的“假、大、空”盛行，诗歌不能不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

        四是关于诗歌现代化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诗歌现代化这个话题，是诗人徐迟在1979年1月《诗刊》社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他说：“我们新诗当务四个现代化这个当务之急。”⑧ 他发言的题目就叫《新诗与现代化》。在这次座谈会上，丁力一方未就新诗现代化问题发表更多的意见。谢冕一方认为，当前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有目共睹，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世界工业革命，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人们思维能力的变化，人们思维的深度与广度都是过去时代根本不能比拟的，它必将推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的大发展大变化，不断推动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流派的出现，从而造就一批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同时也造就一批能欣赏现代艺术的观众。诗歌现代化是就新诗的发展趋势而言的，它意味着对我国传统诗歌包括在苏联美学理论影响下出现的某些定型的新诗的突破，意味着对古今中外诗歌珍品包括现代流派诗歌的借鉴，意味着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创作方法艺术流派的多元化，意味着以现代化的艺术语言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节奏，反映现代中国人的思想风貌和心理情绪。

        除上述话题外，定福庄诗会涉及的新诗理论问题还有很多，诸如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新诗的创作方法问题，新诗的传统问题，新诗的功能问题，新诗批评的标准问题，新诗文本的阐释问题等，由于会议时间的限制，这些话题未能充分展开，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诗歌理论界的关注。

自由而宽松的会议氛围

        定福庄诗会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自由而宽松的会议氛围。会议的成功，有赖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次会上，持不同观点的双方主要代表人物都到场了，大家的发言是充分坦诚而自由的，会上意见针锋相对，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但不伤害彼此的感情，不影响会下的交流。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难得一聚。定福庄地处郊区，与会者晚上不回家，也无大街可逛，除去看材料，准备第二天的发言，更多的是一起聊天，自由交流。

        我在会上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诗人阿红便是其中的一位。阿红在会上知道我支持朦朦诗的观点，他似乎不太认同。一天晚上，把我叫到他的客房，找出北岛的一首诗《迷途》，让我一句一句地说说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我勉为其难地谈了我的看法，当然他也未必认同。另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去，说是玩一种游戏。到他的房间，只见桌子上堆着一些用硬纸裁成的小小的卡片，每个卡片上写着一个词。然后他把这些小卡片扣在桌上，像洗麻将牌一样地打乱，再把这些卡片分行排列起来，再翻开，看看像不像一首朦胧诗？看到那些似通不通，不三不四的句子，我们都大笑不止。与阿红接触多了，熟悉了，我便问他，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取阿红这样一个女性化的笔名。他告诉我他本名王占彪，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写了两首诗想给报刊投稿，想取个笔名，正在煞费苦心时，有几个女同学唱着《东方红》从窗前走过，于是想到“阿红”两个字，便成了笔名。他说为这个笔名没少闹误会，一些读者常误以为他是女作者，来信中称他为女士、小姐、阿姨。阿红当时是《鸭绿江》的诗歌编辑，会后与我不断联系，还曾让我为他主持的“鸭绿江函授教材”撰稿。

        与我同住一室的诗评家易征，朝夕相处，更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是湖南汉寿人，是“三湘才子”易君左的后代，幼承家学。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从事文职工作，曾任文书、记者等，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他当时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工作，是《花城》编辑部主任。易征来自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他在聊天中总能带给我一些新鲜的东西。他谈广东人民出版社创办大型文学丛刊《花城》的勇气和艰难，《花城》的头三期是在他家里排版的。他还说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的电视台有时会转播香港的粤语电视剧，每至播出大结局，常常是万人空巷，连马路上的车都少许多，让我感到十分新鲜。此后，我与易征见面机会不多，偶然相见，十分亲切。

结 语

        定福庄诗会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参加这个会议的评论家及列席会议的《诗刊 》编辑，有些人已经去世，他们的音容笑貌仍铭刻在我心里。定福庄诗会围绕青年诗人诗歌创作的论争，不仅是推出了新人，而且把批评的触角深入到诗歌美学领域，呼唤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的复归，呼唤批评家主体意识的复归，推动了新诗批评民主化的进程，显示了新时期以来学术界的民主气氛，对新时期中国新诗理论的发展是有深远意义的。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5年第二期）

供稿：原作者 | 编辑：牧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