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强 | 新时代山水诗的“新”与“旧”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规模巨大、意义重大的现代化转型，数千年以来所形成的农业文明体系面临着强烈的冲击，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改变是全方位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在此过程中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诗歌写作在若干方面也可谓“日新月异”。近年来，有许多诗人重新将关注的重心投向山水、自然、田园，他们的写作与传统的山水田园诗歌自有不同，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诗歌、游历诗、乡土诗也不一样，而呈现出其自身独具的一些特点。本文拟以三位诗人路也、江非、张二棍近几年的诗歌作品为观照中心，讨论近年山水诗写作中的一些趋向和特质。之所以选择这三位诗人，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写作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各具辨识度和“个人语法”，处于诗坛的“第一方阵”，其次也有年龄、性别方面结构性的考虑，三人中一位女性、两位男性，年龄上则“60后”“70后”和“80后”各一，如此在经验、阅历方面有一定区隔，也使讨论的话题具有一定的广度和代表性。

不同的写作“来处”与风格特点

三位诗人虽然近年都进行了大量可称之为山水诗的写作，但实际上又各有不同，“山水”于他们诗歌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回溯其诗歌的不同“来处”与风格特点，有助于深入地观照其晚近的写作。

路也早期的诗歌具有较为明显的抒情性和古典特征，含蓄、深情、温婉。此后则发生了明显的风格变化，她的诗“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无论是对于人生、命运，还是对于社会、历史，都有更为深沉的观照、关切。路也晚近的写作呈现内心孤绝，忧愤深广，而又出之以平淡自然，至冷峻，至温柔，至切近，至邈远，至细微，至广阔，她的写作显然不属于诗歌界颇为流行的“小女人诗歌”，而已然具有大家气象和综合性诗人的特征。

江非是“乡村之子”。他最早是以家乡“平墩湖”为中心，呈现了颇具伦理性、古典性和浪漫特征的乡村图景。而后，“家乡”成为“故乡”，“平墩湖”也更多地从现实所在成为精神性所在，它不再是江非的“全世界”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虽则是重要的一部分），他的诗歌更具异质性、复杂性，也更具精神性、思想性，左奔右突，蛮野强横，力道甚足，体量甚大。近年来，他的写作又体现新的特质，纯度更高，更为平和、宁静，“山水”在他的笔下既有现实性又有象征性，显出明净、澄彻特质。

张二棍的诗是旷野之诗、大地之诗，他是不折不扣的大地诗人。他的诗天然地与人们同呼吸、共命运，他是化血为墨、以命为诗的书写者，具有显明的悲悯气质。张二棍俯身向下，关注低处、微小的事物，在他们身上发现了生命的庄严、崇高与壮丽，他写出了日常性、世俗性中的神性，也写出了神性中的日常性、世俗性，他的诗歌具有直击人心、抚慰人心、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见山是山”到“见山只是山”

宋代青原惟信禅师曾谈及人生的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此说用来比附我们所谈论的近年诗歌中的山水诗书写亦可成立，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写作也经历了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只是山”“见山还是山”的阶段。

“山水”不只是客体、外物，它同时也是个人心灵的外化，是主观内心的客观对应物。诗人对于山水的书写其实质是对人生的书写，路也、江非、张二棍的诗中所体现的山水具有一定的共性：返朴归真、洗练纯净，而又有深度、有内涵。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从“见山是山”而经“见山不是山”达到了“见山只是山”的境地，自然，这里面包含了人生的历练，包含了情感的淬炼，也包含了智性的敏悟与觉知等等。江非的诗《我不想更多》中写道：“我不想增加什么，也不想再减少什么/我不想更多，更好/我已知足，已别无所求/将忧虑遗忘/一只树上的灰麻雀也能安慰我”，这是一种自我与世界的和解，更是内心世界的澄明。路也则在野外的行走中有着对于自然与自我的双重发现：“我在峪谷里行走/我会独自走上一整天//两岸崖壁森肃，上亿年记忆/隐含着斯芬克斯的脸/抬头望见太阳卸下/云朵和深渊”，诗的最后写道：“想到群星灿烂，想到沧海桑田/所有痛苦都释然”（《峪谷》），通透而开阔。人生短暂，而“流水和青山”则有着长久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将死之人/所有冬天只是同一个冬天/世间最终剩下的，唯有那把六朝送走的/流水和青山”（《永别》），由这样的视角出发，对于人生的观照自然是超越性的、豁达的、高迈的。江非写“独坐”：“独自坐坐/看看下午的河流，再独自走回来”（《河流与人》），张二棍也写“独坐”：“我背后的松林里/传出不知名的鸟叫。它们飞了一天/是该唱几句了。如果我继续/在山头上坐下去，养在山腰/帐篷里的狗，就该摸黑卧上来了/想想，是该回去看看它了。它那么小/总是在黑暗中，冲着一切风吹草动/悲壮地，汪汪大叫。它还没有学会/平静。还没有学会，像我这样/看着，脚下的村庄慢慢变黑/心头，却有灯火渐暖”（《独坐书》）。这样的“独坐”与“平静”，包含了人生智慧，有着丰富、复杂的内涵。

在山水、自然之中，诗人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他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准确地说，他找到了两者的契合点，安然、自足而幸福。路也有如此的“热爱”：“不能等了，得起身继续前行/——余生已经不够用来/热爱世间的大好河山”（《徽杭古道》），她有着如此的“幸福”：“天已过午，人生过半/我独自静静地仰卧在郊外的茅草坡/一个失败者就这样被一座小山托举着/找到了幸福”（《小山坡》），山河于此具有了疗愈、抚慰以及自我成全、自我实现的功能。江非则有着如此的“我在”：“我不会躲避任何人/也不会藏起来/自称果园里的隐逸派/我在我果园的任何一处/可以和任何人交流，并请他/尝尝我的桃子/今年的夏天下过几场冷雨/桃子上都是斑点/但吃起来味道还可以/我可以请他多停留一会儿/虽然我对天气和我自己都有些抱怨/我还是在果园的一角开垦出了一小片洋葱地”（《我在》）。这里的“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存在主义的“在”或者“存在”，其中所写既是现实的，又是象征的，既是真切的，又是澄明的，具有精神属性。“见山只是山”，此时的山已非初见之山，而具有了人生的厚度与智慧，也更具人文性和诗性。

“旧山水”之“新”与“新山水”之“旧”

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山水既有其旧的一面，也有其新的一面。就诗歌写作而言，它应同时呈现出这两种悖反性的特质，具体而言，面对“新山水”，它应该表现出其“旧”的、恒久性的特质，而面对“旧山水”，它应该呈现出其“新”的、当代性的一面，如此才可能更深入地传达出其内在特质和复杂性。

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山水也有其“日新”的一面，诗人自然也需要“与时俱进”表现其中的新变。比如路也的诗中写到了信号塔、高压线、山坳里的拖拉机、工厂、飞机、高铁等等，她还赋予了“巴山夜雨”这一古老意象以现代科技的阐释：“巴山夜雨，如果想家/可以微信视频”（《送路路去北碚》）……而更内在的，路也在写这些“新”的同时，着重呈现的是与其不甚合拍的“旧”：“旁边是横跨的公路大桥/一架波音737从空中掠过/整个时代都在汽车上，我偏要行船/整个民族都在飞机上，我偏要行船/我的慢，使我脱离数学和经济学的原理/成为诗人”（《镇扬渡口》），“快”时代中的“慢”，“新”时代中的“旧”，都因其稀有而更为可贵。她的《徽杭古道》中写：“远离人群之后，我爱上了行走/爱上了一个人的圆满/身体日益坍塌/却有一条电缆，直接与宇宙相连/内部一天新似一天”，在异质性与“不合拍”中彰显出巨大张力。江非也心仪于“一片人迹罕至的树林”：“也许我只是偶尔想象着有这么一个地方/离人不远，但人迹罕至/于风雨之夜，于深深的劳顿和倦意之中/有一处未达之地，让心有所属，而渐渐沉寂”（《未达之地》），那“已达”的很重要，而“未达”的某种意义上更重要。这种“未达之地”，这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偏离，正是孕育诗意与可能性的沃土。

山水之“旧”在于其包含的“万古愁”，它与人的生存的有限性、悲剧性密切关联，其间包含了叹息，也包含了力量与反抗。“万古愁”亘古如斯，不可移易，一定程度上具有宿命性和神性特质。如路也《空旷》中写：“这旷远之地，仿佛在时间的背面/独自一人多么完整/茫茫雪原，把往昔和来日一起铺展于眼前/神不在任何地方，又无处不在”，这里的大自然具有了神性的特征。而张二棍的《在乡下，神是朴素的》中让世俗生活、日常生活具有了神性，它与现世生活融为一体，而又能对之进行辉映和指引。张二棍的《石匠》亦将世俗性与神性进行了并置：“他祖传的手艺/无非是，把一尊佛/从石头中/救出来/给他磕头/也无非是，把一个人/囚进石头里/也给他磕头”，在“石头”与“佛”、人与神的对立转化中包含了巨量的生命内涵。张二棍还是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的具有“罪感”“耻感”的诗人，他有着强烈的自审、自省精神：“……你知道吗，我一次次避开自己/生而为人的真相，苟活在/这险象从生的幻象之中/你知道吗？我每一天都沉溺在/一个食草动物的胆怯/与无中生有的疼痛之间/由此，来骗取/对自我，一闪即逝的同情”（《有尾》），“山在爬山，河在渡河。残阳下/一头驴子累了一天，正拖着/一条血红色的土路，像拖着自己/细瘦的肠子，靠近我。我要是/有一把盐，多好。有一把草，多好/我要是一把盐，多好/我要是一把青草，多好”（《遇驴记》）……这其中的悲悯、救赎、罪愆意识，是在更高的层面对山水、对众生的观照与关切，有着很强的艺术力量。

新时代的山水诗书写，将“新”与“旧”、当代性与“万古愁”进行了较好的结合，实现了对山水与人生的双重观照，有着对时代的映照与思考，也有对永恒的瞩望与致敬。

王士强，批评家，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