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散文创作应与时代发生更深层联系
在我看来，近年来的散文创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乐此不疲的故乡、亲情、个人现实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林林总总。二是看起来百折千回其实“死无对证”的历史阐解、解读与感慨。三是基于个人之于当下的各种遭际而引发的精神震动。四是大家都觉得应当快步跟上，且不存在任何悬念的自然生态写作。五是“在路上”的各种状态，以及还算个人化、有些许新奇特点与历史人文色彩的旅行记。 以上概括虽粗疏，但确是散文乃至其他文学作品经常性的主题。不过，扎根于时代的日新月异，当下文学的创作理应表现出一种较为强劲的更新意识，甚至要具备一种与既往割裂的勇气。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和时代，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不断地变化与不断地翻新已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尽管文学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仍旧没有离开“人”，但写作者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与所书写的对象显然已经发生了改变。 散文这一文体历来是更多地书写人的外部，比如和其他人的关系，美好的、矛盾的、猜忌的、和解的形态，还有对诸多涉外性的描摹、状写与抒发等，构成了其深远悠久的传统和基本文体特征。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仍占据主流地位。我们阅读当代的散文作品，其中穿梭、隐现、活跃的都是“他者”（人或物），无论是农具、耕牛、耙耧还是牛背、炊烟、瓦舍、阡陌等，都可以活灵活现、形神兼备。也可以看到，诸多的历史写作中关于古人的各种趣事，光明与猥琐、龌龊和圣洁之形迹，也可以看到人和人之间短暂而微小的美妙与温暖，更可以看到天南地北不同地域的风俗人情、各种土特产和吃的喝的，却常常看不到写作者自己，看不到写作者本真的态度和内在的精神质地。 数年前，就散文写作，我曾建议书写个人的时代经验和时代的个人经验，这个主张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是站得住的。“此时我在”不仅是一种生命和精神的状态，还应当是一个写作的“现场”。散文这种文体具有自己的“舒张性”和“局限性”。而“舒张性”体现在它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以适可而止，也可以绵延不休，可以是三五句话的断章和短制，也可以长篇大论式抽丝剥茧与深纵连绵。这使得散文的一大特点就是自由，因此它十分适合记取此刻的、鲜活的、真诚的生活。 在当下，作家的现场感与敏锐性应当更强，其视野和所想应当更深厚、开阔、锐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这个高速向前的时代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和足够新的观察与体悟的角度和素材，当我们经历和体验得足够多之后，应当做的就是自觉而又精准地选择专属于个人的写作方向，当然也包括对各种素材的甄别、判断、提升甚至改造的能力等。从当下的散文创作来看，尽管有诸多的散文家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及时、深刻地对“此时我在”的这个时空和人间场域进行了新鲜、透彻、深刻的书写，但在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厚度上还不够。 当然，文学艺术也天然地与现实生活保留着某种距离。而这种距离的必要性就在于，作家应在深入生活现场的同时，保持独立的观察与思考，参透写作对象的本质，并拿到所有与之相关的“证据”，进而在散文写作中增强“舍我其谁的时代感”、基于自己亲历的现实生活的“宽阔性”和“现场意识”。正如马尔克斯所说，“（我）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取材，而是从中受到启迪，获得灵感”。那些由当下现实生活而生发的诸多启迪与灵感，必定促使散文的创作更为新鲜和别致，更有力地与此时此刻生活的“时空”和“年代”发生深广而真切的联系。 本文来自解放日报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从军于巴丹吉林沙漠和成都。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刊。曾获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黄沙与绿洲之间》《弱水流沙之地》《沙漠的巴丹吉林》《张骞的道路：从河西走廊到阿拉善》《黄沙飞雪：河西走廊之书》等边地散文系列，《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南太行大地往事》《自然村列记》等南太行文学地理系列，以及书写当下时代个人现实和精神困境的《中年纪》《世上最好的事情》及多部长、中和短篇小说，诗集《命中》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审核：原作者 | 荐稿编辑：牧 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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