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他让上海这片土地激情燃烧（何建明）

江泽民书法

“忽忽光阴二十年，几多甘苦创新天。浦江两岸生巨变，今日同心更向前。”

这是江泽民的一首诗，写于2009年，当时他在上海出席春节团拜会，赋诗一首，当时现场气氛十分亲切和温馨。主席台上，江泽民回忆自己在上海学习、生活、工作时，感慨又感叹，幽默风趣，妙语连连，引得阵阵欢笑。当时坐在他左边的是市委书记俞正声，右边是市长韩正。

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赋的这首诗中有两个概念词：一是“二十年”“创新天”，二是“浦江两岸生巨变”。如果粗略算一下，浦东开发从汪道涵等有识之士最初提出，到2009年浦东陆家嘴金融区基本形成，与外滩遥相呼应的绿色浦东江堤高楼林立、气势恢宏的现代建筑群傲立于黄浦江东岸，正好是20个年头。作为上海市的老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十年总书记、十三亿人民的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首诗既是对上海建设的赞美与感叹，其实也是对浦东开发阶段性可喜成就作了一番充分肯定和诗意描绘。

忽忽悠悠二十载，浦江两岸生巨变，创下人间新天地，这对江泽民来说，此番感慨也许比任何人更深刻和更别有滋味。

对上海这座城市，江泽民太熟悉，也有太多的生活与工作感受了。可以说，没有哪座城市能够超过他对上海的感情。作为烈士江上青的后代，江泽民从小就有革命志向。抗战结束后，原来在南京念书的江泽民便转学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机电专业。兴趣广泛的江泽民在学生时代就显出了他不同一般的优长，同学们常称他为“江博士”。1946年入党的江泽民，在上海解放前有过几年的地下工作经历，多次参加学生运动，表现出不凡的组织能力。参加工作后，他一直在工厂从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工作。上海益民厂和“光明牌”冰淇淋、棒冰，对上海人甚至包括我这样一代人来说，都是“童年的记忆”。解放初期到八十年代前的几十年里，“光明”几乎清爽了我们华东地区几代人每年炎热的夏季，而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光明”与后来成为我们一代领袖的江泽民有什么关系。

青年江泽民

许多人的命运与某种巧合总是连在一起。江泽民在上海刚回到人民手中的时候，他就在企业管理方面显示出超人的才华，偏偏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又是烈士江上青的战友。“老江”和“小江”在不同时候成为了汪道涵不同环境下的“战友”，而后来汪道涵赴京出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江泽民又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并且屡有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与捷克专家一起成功完成的2.5千瓦以下的电轮发电机项目，深得副部长汪道涵和部长黄敬的赞赏，黄敬高兴地特意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设宴请了江泽民和捷克专家。

1954年，江泽民第一次离开上海，调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后又受命到莫科斯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回国不久，江泽民出任长春一汽动力分厂厂长。

1962年，江泽民第二次来到上海。四年后，他再度离开上海，这一回一别上海就是19年。当这位诗书琴言皆通的“阿拉也是上海人”的管理型领导干部，再度踏到上海滩时，他便成了这个中国第一大市的市长，与他一起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是芮杏文。

1985年这个夏天，江泽民来到上海。

流火的七月，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接替自己恩师和老领导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一职。这个交接，对汪道涵来说，没有比此再令他满意的了，而对江泽民来说，自然也是不言而喻。当下，汪道涵和陈国栋等老领导被新上任的江市长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这是另外的话题，但这个根据邓小平意见聘下的政府顾问，对之后的浦东开发与建设所起的作用堪称无量——从1985年卸任市长到2005年去世之间的20年里，如前所言，汪道涵有两大特殊贡献，一是影响海内外、推动台海两岸关系的“海协会”贡献，二就是他对推进浦东开发所倾注的不遗余力之贡献。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后几任领导在浦东开发问题上的投入与远见，多少都与“汪顾问”的极大付出和热情投入有关。

汪道涵（左）、江泽民（右）

任上海市长之前，江泽民是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从部长到市长，官衔上没有任何变化，但角色绝非相同。而且根据当时的国家形势看，59岁的江泽民站在台上接受上海人民代表们掌声的时候，他显得非常自然和平静，除了一副甘心誓为人民孺子牛的憨厚的微笑外，丝毫没有“未来国家领袖”的任何风度和预兆。这大概与他熟悉和了解这个城市有关，或许早就听了老市长、老领导私下交流和介绍的许多“上海城市病”有关。

这个夏季他来了。上海的夏季不是什么好的季节，不是台风就是雨，风过雨停后便是闷热，热得小弄堂里冒火、大街上滚火、人的心里头窝火。仿佛每时每刻都要燃烧一般……

老天似乎也在给新来的江市长“下马威”。1985年夏，推荐“江市长”的市人大会刚结束，8月1日，一场强台风在上海以西约100公里的地区掠过，受其影响，上海市区普降暴雨，而且是特大暴雨。“那雨像天上的漏斗掉了底，暴雨如水注一样从头顶上往下落……”市民们至今仍有人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8月正值上海地区盛夏酷暑，白天地面温度常常超过40度。大楼林立的市区在降雨的时候，立即造成黄浦江、苏州河瞬间潮位高涨，这当口，台风、暴雨、潮汛三股势力聚汇，整个上海城区都处在危险之中。暴雨当日的上午，新任市长江泽民一到班上，便把防汛指挥部的同志叫到办公室，询问结果：市区平均降雨量达100毫米，局部达到180多毫米，数百条马路积水，其中杨浦区最严重，17条街道中16条街道积水成洪，上万户居民家中进水，其中控江路、延吉路之间的双阳路周围一片汪洋，平均积水过膝以上。

“走，去双阳路现场看看。”江泽民越听眉头越紧锁，挥挥手，立即站起身。

在双阳路积水现场，穿着雨靴、披着雨衣的江泽民无法再在街道上前行，因为宛如汪洋一般的积水挡住了他和防汛指挥部干部们的去路。退至居民区时，江泽民的目光落在一户贴着双“喜”字居民家，他走到这家百姓家，当看到里面所有崭新的家具全部泡在水中时，江泽民的嘴里连连发出“啧啧”声。

“我代表市区来向你们表示慰问！我们对不起大家啊！”江泽民握住一对新人的手，不停地摇头感叹，眉眼间无限惆怅。这一幕，时任黄浦区副区长的胡炜等年轻干部都看在眼里，听了市长的话、看了市长的表情，胡炜他们也都在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工作方向……

8月的第六号强台风及带来的强暴雨所留下的灾情与思考尚未结束，第十一号更强的台风再次袭击上海，近台风中心的最大风力达12级，上海市区雨量最大地区在两小时内降雨120－160毫米，部分地方达250毫米。这在上海历史上实属罕见，连江泽民事后都苦笑道：是我的名字里“水”太多，江有水，泽有水，把水都带来了！

任市长的第一个夏天，上海之“水”给江泽民留下如此印象深刻。这些水看起来似乎与浦东开发无多大关系，其实它也像另一种逆动力，推进着领导们和全市百姓“向东看”的意志与决心。

水害并非阻碍上海城市发展的全部。俗话说，水火不容，但在落后和滞停不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水火却似乎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轮流地考验和鞭打着上海这座新兴而又有些严重不前的东方第一大市。

1986年9月18日凌晨，市区中心的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大楼电气线路短路造成火灾，瞬间，整个大楼烧得精光……望着被烧得像骷髅一样的水泥架，江泽民再次感叹：真是“水深火热”啊！

上海这个城市怎么啦？上海的明天到底会是什么样啊？我们的生活难道就这样下去了？上海人在痛苦的吟叹中思考症结、寻找方向。

10月，市六名人大代表联名写信给市长江泽民，要求约见，希望就市府工作和市长本人的工作进行交流。这六名人大代表中，有大学老师，有科研专家、也有来自市民中的百姓代表，知识分子居多。信里这么说，作为人大代表，他们除了参加一年一度的人大会时能听到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外，平时极少有机会与市长见面与交流意见，所以联名写信请求约见。这种情况过去和现在似乎都并不多见，有些给领导施加压力的味道。写信的人大代表其实心里也是很矛盾的，多次酝酿后才付诸了行动。不想，江泽民很快让市府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六位人大代表，约请他们到市府来座谈交流。

座谈交流，没有客套，直截了当，直来直去。人大代表的提问是：市长就任以来主要做了哪些工作？上海市政建设的步子为啥比较慢？上海发展的前景如何？等等。江泽民一一作了如实回答。人大代表对江市长的回答表示满意。几日后，解放日报头版和二版刊登了《六位市人大代表写信约见江泽民市长》的新闻报道，称“江市长同六位代表无拘无束地谈了到任后工作情况、市政建设的情况和前景以及市长的苦恼，并听取了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这件事很能说明江泽民的工作作风和胸襟。这件事——当然还有更多其他活生生的事——让“那个夏天来的”市长江泽民在管理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到底出路何在？就追寻“出路何在”的同时，他不得不忙碌着在近千万市民的“菜篮子”问题、臭得不能再拖的苏州河污染问题，以及让外埠人厌死、烦透的新客站扩建等等事情上费心费力，而这样的事每一件都不能拖，拖一天就会在市民中多积一份怨气，事实上这样的事每干一件事同样也会引起另一群人的愤怒甚至抗议，比如说拆迁动迁居民……矛盾聚结的岁月、民生民情民声交集的时代，被江泽民都赶上了。

一市之长，百姓的吃喝拉撒什么都得管。但上海，根本的问题是要找出发展的方向。上海的发展，令我越来越感到必须往东看、前途在浦东那边……这是“顾问”和恩师汪道涵的又一次真诚而亲切的“耳语”提醒。

江泽民意味深长地频频点头。

这一天，江泽民刚从北站新客站拆迁现场回到办公室，已过下班时间。这项由他亲自出任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的“三大面子”工程之一的拆迁任务巨大而艰难，需动员264家工厂单位、7300户居民，牵涉3万余人，拆除建筑达24万平方米。这在上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也包括了曾令我烦不胜烦的老火车站，改造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江泽民一到任上海，就心头牵挂着这件大事，他比喻这是上海“海、陆、空”的“三张面孔”，另两项是虹桥机场的扩建、苏州河与黄浦江的污染治理。“这三个地方是上海的面孔，连这三个地方都没弄好，上海真的啥面子也没了！”而上面的每一项工程，都会让市长耗尽心思。

“市长，这是刚收到不久的一封信，美国的一位华侨写给您的。”草草的一顿晚饭后，秘书送来一堆文件，其中有一封厚厚的信件放在江泽民面前。

“谁写的？这么厚哪！”江泽民一边拆一边掂量信，自言自语道。

“林同炎——”刚看开头，原本颇有些疲劳感的江泽民顿时眼睛一亮，顿时板直身子，认真看起远方来的长信。

前文已经对林同炎作过介绍，而江泽民以前也从“顾问”汪道涵那里听过这位复旦名师林同济弟弟的许多传奇：比如他的名字原来叫“林同棪”，14岁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当时中国最高工程学府——交通大学唐山学院土木工程系。这位少年才子深得校长茅以升和教授孙宝琦的欣赏，视其为得意门生。茅以升先生建议他把名字中的“棪”字改为“炎”，“好读又明意，又代表了自己是中华炎黄子孙”。

“1979年，国家刚刚开放时，他就借探望哥哥之名来到上海，那次站在黄浦江的外滩时，他是说自己很激动，很感慨，当时就有了想重启建黄浦大桥的念头。因为在几十年前的1946年，茅以升等有志之士曾经提出过建议要建黄浦大桥，而且也进行了许多论证，林是其中之一。以往的夙愿一直未实现，这对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世界级桥梁专家来说，林先生一直有此愿望，帮助我们在黄浦江上建一座大桥……”汪道涵曾经在江泽民面前这样介绍过林同炎，而且还讲到另一个故事：那次到上海的林同炎，跟哥哥谈起自己的想法时，得到了哥哥林同济教授的赞同，并告诉他，国内已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实行了改革开放，我们上海肯定也要空前发展。这让林同炎激动不已，他回到美国，一下飞机就直奔自己的公司，当下把部下召集起来开会，第一句话就说：“祖国来了任务！”这任务就是后来他亲自设计和绘制的《黄浦江大桥计划》。

“一位伟大的设计师，一定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和未来学家。”林同炎就是属于这样的桥梁设计大师。他的激情常常是他对这个世界未来的准确预知。

现在，江泽民读着他的信，也深深地被其感动和吸引——

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人才发源地，也是铁路、公路、河道、港口交汇之枢纽，实乃工商文化交流中心。奈以地区有限，无法发挥其功能与潜在力，实为可惜。好在黄浦江对岸浦东有大好土地一片，尚待开发。只因一江之隔，比邻竟成天涯。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和上海市中心连成一片，来建成现代化的大上海……

是啊，建成大上海，此乃正是我千千万万“阿拉上海人”的梦想啊！江泽民读到这里，顿时心潮起伏，又忍不住感慨这一年有余的“市长生涯”的苦与累，事事桩桩皆因“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现实困顿所致。

上海不是没有空间，而是需要我们放开眼光看——浦东具有辽阔的地区，350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足以建成一座现代化的上海。远在重洋的林同炎似乎看到了自己同胞眼下的窘境，从世界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娓娓道来：看看香港、新加坡，地方这么小，为什么会发展繁荣起来？主要是他们把它当作远东的发展中心，这中心的生产力，大部分是靠银行家、轻工业、管理、技术、商业金融和进口出口荟萃而成的。因为有了这个中心，世界各处都向这里投资。因为交通、居住等等也都很方便，宾至如归，所以大家都会安顿下来，经营他们的事业，协助了这个地方的繁荣……

大师言至极是，所举例子也是可点可圈啊！江泽民读着林同炎的这封冒着热气的赤子之情的“万言书”，颇为感叹。

还是在不久，江泽民记得特别说不清的一件反映在《上海情况简报》上的事：某日，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访问上海，晚上10点多抵达上海大厦——那时上海大厦是唯一接待外宾的最高级的宾馆了。令外宾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们的团长夫妇安排在一个套间外，其余团员被俩人安排在一间房间。“这怎么行呢？”澳大利亚客人觉得不可议异。中国接待人员则反而有些奇怪地问他们：“这有啥奇怪的？很正常嘛！而且，给你们安排的都是标准间，那里面都是两张床铺。既然是标准的两张床铺，两个人住不对吗？”澳大利亚愤怒了，叽叽哇哇一阵子，坚持不住。最后是陪同代表团前来的澳驻中国大使馆员出面找到上海市府一位负责人交涉，上海的这位官员赶紧跟上海大厦方面协量，请他们动员中国的客人腾房。可当时已经深夜12点多了，宾馆方面为难：不能把客人从被窝里拖起来吧！无奈，市府官员不得不向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员们说明并连连道歉，而澳国的政府代表团恰恰就是来考察上海城市基础设施情况的，他们一下飞机就遇到了他们想也想不到的“东方式尴尬”。那个时候，澳大利亚政府对中方还比较友好，或者是真心想跟上海方面做生意的长远角度考虑，不仅理解了这件尴尬事，竟然在第二天与上海政府方面对话时，当场答应了无偿支援上海170万澳元，支持其中包括改善交通、住房和治理苏州河的研究课题项目。

没有脸面！太没有脸面了！这等事何止一件，每每此时，市长江泽民总会如此摇头、感叹。而这，也大大坚定与加速了他对浦东开发的支持与行动。

1986年7月4日，正值又一个火热的夏天，江泽民签下一份在浦东开发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文件编号为：沪府[1986]64号。文名：《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黄浦江大桥工程项目建议书的请示》。这样的政府文件签发，意味着浦东开发进入实质性的行动，也可以视为浦东开发的前奏序曲的正式响起——它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座从浦西通往美如画彩的浦东的南浦大桥。

也许是主人们的刻意安排，在我第一次到浦东采访时，就住在南浦大桥浦东这一侧桥头下来的第一个酒店——由由喜来登酒店。推开所住的23层房间窗帘，南浦大桥的全景尽收眼底：这座于1991年12月1日正式通车的大桥，是第一条由我国人民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双索面、迭合梁斜拉桥，其形精致而富有美感，宛如一条昂首盘旋的巨龙，横卧在涛声依旧的黄浦江上，它是上海人“一步跨过黄浦江”的百年梦想的象征，也是浦东开发史上最值得记忆的事件之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南浦大桥”四个字金光闪闪，也让这座大桥有了更多的时代感与崇高感。

“当时没有任何造大桥的经验和资料，可以说是‘设计没有完整的标准、施工没有完整的规范、加工制造缺乏工艺’，技术、材料、设备、管理等等各种压力确实很大很大。”朱志豪，全国劳动模范，高级工程师，参与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徐浦大桥等一系列浦东开发工程建设的“上海当代杰出贡献人物”。他是南浦大桥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他说在市府批准建议书后不久，市长江泽民多次主持相关会议，研究讨论实施方案，市里还专门成立了建桥领导小组，由副市长倪天增挂帅。由于当时的经济实力和造桥能力的限制，加之黄浦江在市区主段流泾中有弯曲，又要考虑到航行和汛期诸多因素，而建造大桥的根本目的，又是为了解决浦东、浦西交通畅通，必须与人流最为集中的外滩一带联结，因此选址也遇到过曲折。最后，是倪天增带着朱志豪等人沿黄浦江两岸跑了好几回，总算在浦西董家码头南、浦东南码头东的黄浦江中间点的地方选定了桥址，因为这里也是从外滩方向往南走的黄浦江最窄的江面段，航道距离350米。在专家们取得一致意见基础上，囊中羞涩的江泽民和市委、市府领导们便拍板定下这桥址方案。考虑到防洪和航行因素，最终定下的主桥跨度就是现在的423米。“大桥在保证5万吨巨轮通过，又必须考虑涨潮时的水面高度，桥的净高度至少要达到46米，加上2米安全度，南浦大桥的实际水平净高度是48米。桥面全长8629米，其中主桥长846米，浦西引桥长3814米，以复曲线成螺旋形，上下两环岔衔接中山南路和陆家浜路；浦东引桥长3969米，以两个复曲线长圆形与浦东南路和杨高路相衔接。横空而起的南浦大桥在当时创下了许多全国纪录，其中最重的一根钢梁达83吨，最长的一根钢索227米。大桥使用的高强度螺栓14万套，每根栓直径达30毫米，国内从未有哪个厂生产过，只能从日本进口。上海先锋螺栓厂知道后，坚决要求试试看，结果试成功了！反倒是日本的产品没有通过检验标准。”时任大桥工程总指挥的朱志豪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一大串施工中的技术突破。

而当时建南浦大桥何止这些技术问题。那时上海人想造一条通往浦东的大桥、圆“阿拉”的一个百年梦想，所遇到的难题可谓重重叠叠。

首先是资金。整个预算8.25亿元，前期费用由市政府承担，工程费用国家同意通过国外贷款解决。这在当时是破例。

“到国外贷款，首先要进行技术审查，通过审查后才能进行商业谈判。有的银行贷款利率不高，但他们会要求总承包——包采购、包设计等。这样一算设计费就不得了，比我们自己预算的设计费用高出一大截，五六千万元！最后我们选择向亚洲开发银行贷款，他们相对利率低些，可人家的条件是关注你建桥的时间，这又把我们难住了……”朱志豪说。

你们到底要用多少年建成大桥嘛？人家问。

三年。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跟你们类似的但比你们有实力、有技术的加拿大安那西斯桥前后用了七八年时间！你们的技术和实力可不能跟人家比啊！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这么说。

我们看过那桥，在技术上我们认为它也是有不少问题的，至于造桥时间，我们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工作潜力大。朱志豪回答。

这是技术和科学，不是耕地。

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技术和科学，所以我们更加认真和倾力。

那安那西斯桥跨度与你们接近，但打桩的深度是80米，而你们为什么只打52米？能行吗？

我们上海的大环境和气候与西安那斯所在的大不列菲沙河气候环境不一样，除了净荷载与风雨等气候环境，我们的大桥打基桩深度52米完全符合大桥承载力需要……

NO！NO！对你们的结论我们表示怀疑。

谈判陷入僵局。那个时候的中国，只要一出国门，尤其是到发达国家，似乎总是矮人一截。

“正巧参加那次谈判的外方人员中有一位就是安西那斯大桥的技术负责人，我把一些技术数据和发现他们安西那斯大桥的技术问题的照片一起给他看了，这位专家十分吃惊，当晚就作了计算和复核，结果因为他的结论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所以第二天谈判就成功了！”朱志豪说。

艰难谈判换来的贷款金额本来就有限，而且有时限、有利率，有种种条件限制，而如何用好这有限的国际资金贷款，这对上海来说，都是新课题。

在繁华的城市，建一条如此宽阔的斜拉桥，其两端的引桥和附桥需要庞大的涉地区域。开始粗略一算，光拆迁面积和经费就接近七八个亿！这怎么行，桥还没造，钱却花光了，还干事嘛！

最后，设计单位不得不又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现在南浦大桥浦西端的盘旋型引桥的设计就这样出来了，这是一个最省钱的引桥设计，因为它占地面积最少。如今南浦大桥虽然巍然屹立在浦江两岸，但每每一到下雨和结冰的天气时，大桥西端的盘旋引桥路段，成为开车出行者的一段十分可怕的“魔咒道”。据说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多次说过这段引桥的问题，但在那个“囊中羞色”的年代，上海已经穷尽了自己所能把“一步跨过浦江”的梦想也总算是圆了。

很难想象大上海当时的窘境。“桥头一边是浦西的闹市区，能腾出一块土地作桥头堡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可是浦东那边也不省事呀！”朱志豪说：“当时江东那边涉及三个区，分别是南市区、杨浦区、黄浦区，而桥址所在的南码头又是浦东浦西交叉地，这个地方需要搬迁的有6000多户是棚户区居民，还有200多家企业。而造这样一座大桥，除了地面搬迁外，配套的五大管线（上水、下水、煤气、动力电缆、通讯电缆）所涉及的搬迁距离长达50多公里。浦东那边又有大片是农田，农民征地安置也是头痛的事……让我们这些具体负责施工的人没想到的是，竟然两岸涉地居民和农民们，那么痛快甚至基本不讲条件地配合了整个搬迁与拆迁工作！”

“比如有个制面厂，动员他们动迁时，动迁费跟不上，没了。这个厂长跟我说：‘老朱啊，只要你把大桥造好，其他的我们啥都不讲了，就三个字：立即搬！’沿线的单位和百姓支持建桥的热情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两岸人民对浦东开发的真实心愿。”朱志豪感叹道。

极其有限的资金，要造世界一流的大桥，这本身就是矛盾和艰难的事。省了又省的搬迁费最后用去3.98亿元，却几乎占了近一半的全部工程费。剩下的造大桥“硬骨头”如何啃？朱志豪如此说：“南浦大桥在技术和施工方面，我们没有丝毫的马虎和偷工减料，反倒是每一个环节、每一项科研攻关项目，都是各部门、各单位同心协力、群策群力，用最认真、最刻苦、最高的水平来完成的。所以要我说，南浦大桥，是我们上海人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用心血和智慧建成的，它与钱关系不大！”

一座用心血、心气和智慧建成的大桥，恐在世界建桥史上前所未有。上海人在困难的窘迫的年代建起的南浦大桥，就是这样一座桥，一座黄浦大江之边恩泽于两岸人民的大桥——江泽民的名字和心血如此巧合地蕴含在此桥之中，或许是个“天意”。看一个领导者的能力和魄力、意志与信心，通常是要看他在面对困难和重重压力下的杰出才能与把控力。邓小平在国家危难时刻，选定江泽民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关于南浦大桥，我想稍稍补充一点的是：这座当时“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大桥，在资金和技术都十分紧缺的条件下，上海工程技术人员和上万名现场工人硬是依靠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不仅高质量地第一次在黄浦江上圆了“百年跨江”梦想，而且突破了16项重大科研项目、整整提前45天完工。其中间有多少故事、多少战歌？此处讲讲总指挥朱志豪一个人的故事：有谁会相信，承担如此艰巨的大桥总指挥，他当时竟是个绝症患者。

如此伟大的一项工程，它将决定整个上海发展命运的一座大桥，怎么可以搁在一个身患绝症的“总指挥”身上呢？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巧合和严酷。“头年12月15日第一根桩打下去，大桥算正式开工了。可第二年的4月份，我就被医院查出胃上有个东西，医生不让我走，非要动手术。手术一动，发现胃癌已经扩散。家人和单位上上下下都慌成一团，我自己反倒稀里糊涂，因为开始谁也不敢告诉我是扩散的胃癌。直到做化疗时才无意间被我自己发现那挂的药瓶上有‘治疗癌’的文字，这下我心想坏大事了：大桥怎么办？我身体还能扛多久？干脆，两头顾一头吧：大桥要紧！”朱志豪甩开医生的手，回到家，对老伴说：从现在起，你每天给我煮中药。这一煮就是两年。这两年，正是南浦大桥施工最紧张的时间；这两年，总指挥朱志豪除了必须到医院的化疗外，他每天带着装有老伴煮的中药的保温瓶上工地。“好些日子就是常常觉得腿特别沉、身子骨特别软，但精神还好，是被现场的工作催逼得不能不好呀！”朱志豪的命真大，后来去医院复查，医生反反复复看检查结果，最后告诉他：以后不用再来了，你身体蛮好！

“是南浦大桥给了我新的生命！”大桥通车那天，朱志豪笑得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半天跪在江边的地上没起来。

“朱总、朱总，快快，你看谁来了！”突然，有人过来叫他。朱志豪起身抬头一看：是邓小平同志来到了桥上！

朱总，你过来向首长介绍。市领导示意朱志豪。

于是朱志豪赶紧走近邓小平，说：您现在站在桥上，离水面有60米……

邓小平：这座桥是不是世界第一？

朱志豪：这座不是。但我们马上要建的另一条通往浦东的大桥会是世界第一。

邓小平笑了，眼光转向前面的浦东……

当时这个历史镜头里江泽民并不在场。然而我们知道，南浦大桥下汹涌的波澜泛起的历史浪花，早已映照着这位从1985夏天到上海出任市长、后又任市委书记，于1989年夏天离开上海的江泽民前后4年间，所经历的一幕幕画卷。江泽民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了百姓市长和共产党领导者的非凡品质与坚定立场，尤其是在那个特定岁月里，他顶着重重压力，在困难面前坚定不移地领导全市人民走“发展与改革并举”之路，竭尽所能推进浦东开发。

江泽民回到上海交通大学

之后的日子，那些主张“向东看”的上海人欣喜地发现，市委、市府有关浦东开发的声音和行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高调与频出。

于是我们又看到一群又一群老中青学者拎着书包、挟着文件，兴冲冲地赶到陕西北路186号的“九三学社”礼堂参加《浦东新区建设方略》课题评审会。“浦东新区的开发要领先老市区，以新市区开发带动老市区的建设。开发浦东要有指导思想，要有全国观念，要有创业精神，这样浦东开发才有意义。”老市长汪道涵的激情声音又在黄浦江上回荡……

于是我们又看到中山东一路12号市府大楼底层的那排原来无人光顾的铁皮房，从此开始热闹起来，而且进进出出的竟然都是上海各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甚至还有林同炎那样的世界级大专家。“地方不大，但我们干的事却很大；虽然有点像‘地下’，但未来一定会给我们‘平反’！”有人这样浪漫地调侃。江泽民亲自批准组建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的专家们，用智慧和热情，将这排昔日清闲冷落的铁皮房，冶烤得烈焰炽人……

于是我们又看到从市府大院出来的一群生龙活虎的“少壮派”们拎着皮包、穿着洋装，满面春风地飞向香港，领队的访港学习考察团团长明明是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夏克强，但他此时的身份“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理事”。更有意思的是，该团的“顾问”、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曾庆红，则以“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顾问”的身份也在访问团中。如此11位上海市高级官员和高级专家组成的访港学习考察团，各自皆以“会长”“理事”等身份出现在香港各界，其中奥妙何在？有人后来问夏克强，他公开了这个“秘密”：当时我们带着如何建设港口、开拓实业和土地批租这三个任务去学习与考察的，前面两项任务没有问题，但土地批租十分敏感，因为我们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一直是国有的。虽然八十年代全国都也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但对土地的资本化动作当时中央没有任何说法，而市里派我们到香港学习考察，就是为给上海城市建设和浦东开发过程中的土地批租方面积累些知识与经验，这在当时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那里香港尚未回归，如果以我们政府官员身份去做这类事，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干扰。后来发现，我们到香港后，谁也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要隐瞒真实身份。

学习考察团成员、后任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区开发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的王安德告诉我：在香港的此次两周学习考察，为日后启动上海老市区建设和开发浦东所带出的意义是历史性的。

后来我才知道，王安德所说的“历史性意义”，原来是指从香港学到的“土地批租”经验，后来几乎成为成就浦东开发的一个关键性“魔法”，因为当时的上海，可以说“穷得叮当响”，而无论是老城区改造，还是开发浦东，没有钱，一切等于空谈。土地批租，则使得“穷得叮当响”的上海从此财源滚滚……

走出去，到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学习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王安德还告诉我，在那次出访之后，他和上海一批官员与专家，同香港许多同胞建立了亲密关系，其中有后来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

“我经常这样说，人的生命总有到尽头的那天，到了那个时候，要回想自己的一生，你对社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两件事：一件事是香港回归，另一件事就是内地的土地使用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这是2014年已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梁振英在接受重访时跟王安德说的话。包括上海人在内的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梁振英曾经无私帮助过上海和内地诸多城市建设中的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梁振英等来回飞往内地全都是自己掏钱，甚至连在内地住的宾馆酒店花费都是自己掏口袋。“他在帮助我们编制国际招标书时，不仅手把手教，甚至最后连英文版本全是他亲自动手、连夜加班赶出来的，并且从头到尾全是义务劳动，帮忙帮到底的。真是一片拳拳赤子心啊！”王安德难忘他与梁振英等一批香港同胞结下的真挚友情。

“我们上海最早搞土地批租这条路，其实也是逼出来的。”后任浦东新区第一任区长的胡炜说，在他任黄浦区副区长的1986、1987年时，在延安路过江隧道边搞过一次旧房改造。“那个时候还没有推行土地批租，用的是老办法，政府拿出全部家底，先把金陵街道那半平方公里的一块地上的百姓旧房与简易房子拆了，然后造了两幢24层的居民楼，每套按60—80平方米建的，建好后总共660套。哪知我们区里费尽心血，建了这两栋楼，结果分房的时候发现有一道算术题无论也算不下去了：新建的660套房子，却要分给原来拆迁的880户居民……后来我们把这一情况汇报到市里，市领导跟着我们唉声叹气，说：按这么个办法，上海的旧房改造，没有一百年完不成。想想看，一百年都不能解决百姓的住房困难，这上海还能是人待的地方吗？”胡炜因此感慨万千道：从某种意义讲，土地批租，让绝望之中的上海，看到了一条活路和希望。

土地批租，用简单的一句话解释，就是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进行有偿转让，使原本“死”的地，能够充分地活起来，从而让钱滚滚而来。然而，让土地从“死”到实现“活”的过程，对开放之前和刚刚开放的中国来说，就是一场艰难的破冰之旅。尽管今天看来，城市土地批租之风的盛行也给社会发展带来另一种“病”——有点像我们因为过度“肥胖”而患上了富贵的“糖尿病”一样。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应当肯定：土地批租，给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巨大而不可代替的助力，这一点毋须怀疑。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城市土地批租，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决定和决策这件事的，正是江泽民在上海执政的时候。

在虹桥大商业区，有个楼宇叫“太阳广场”，如今看上去，它与毗邻那些高入云端、光芒四射的新楼群、新社区相比，显得低矮又很老旧。然而，上海人都知道，这“太阳广场”曾为他们今天所拥有的如此美丽而舒适的上海新家园以及平地而起的浦东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你，太阳广场，如一轮冉冉升起的霞光，让停滞而开始古朽的上海，披上了金，涂上了银，让我们开始过上蜜的日子和诗的生活……

曾经有人这样赞美如今看来平平常常的这一楼宇，是因为它曾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的第一块“批租土地”。1988年8月8日，当“成交”的鼓槌敲响的那一刻，也意味着上海真正吹响了老城区改造和浦东开发的第一声号角，它的意义早已被载入上海改革开放史。

当年被称作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26号”的这一地块，是上海第一个经过国际招标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地块，面积1.29公顷，用地性质为旅馆、公寓和办公楼，50年使用期，最后是由日本华侨孙忠利先生以2805万美元拍得。这样一块并不起色、地段位置也极为一般的土地，竟拍出如此高价，在当时近乎神话，见过大钱的上海人也被惊得有些目瞪口呆：原来“死”的土，竟然这么值钱啊！连江泽民听到这个结果后，连忍不住找来负责此次土地拍卖工作的副市长问其为何卖得这么贵？

听听卖主“孙疯子”是怎么说的：我是在日本的华侨，是一个不动产开发商，在日本、香港、新加坡、美国都有投资。我爸爸是裁缝，他1923年从宁波到上海后又到了日本。那时候我们自己的祖国非常困难，我是1934年出生的，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孩子，你长大后一定要到祖国做一件事情。这一晃就是几十年，我一直在寻找为祖国做件事。所以在上海批租土地的消息出来后，我就想：哎呀，这不正好是我可以为祖国做件事吗？就这么定了，而且竞价时，我有意多出了些钱。后来有人说我是不是脑子坏了，有的还说我是“疯子”，但拍那块地的时候，我就相信，上海一定会大发展，我们的祖国也一定会更大发展。

孙仲利先生在这块土地上建起的“太阳广场”，确实在后来发了大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最赚”的，是比其他人都早看准了上海与祖国发展起来了，“快得连我都不敢相信！”孙先生后来在上海老城区、浦东新区发了更多的财。

然而，在这场“土地批租”的历史性“竞价”中，真正发大财、赚大钱的是上海人，是浦东人，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

时至1988年的夏天，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亲自批准和出席了对开发浦东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会议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重量级人物140余人。那一次会上，“开发浦东”已经不再是上海人自弹自唱的“地方戏”，而是走向国际舞台的时代交响曲了！

开发浦东，将使上海更快地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和东方金融中心。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办好！江泽民亢奋而激动的豪言，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黄浦江两岸，因此而涌起了更加变幻莫测、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洪流……

  节选自何建明《浦东史诗》 谨以此文深切悼念江泽民同志

来源：《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